我们的列车在路上走了约两个星期，于1925年11月底到达莫斯科。那时天已经很冷了，我们被接到位于莫斯科沃尔洪卡大街的中山大学校舍住下。学校面临大街，对面是一个大广场，还有一座俄罗斯有名的大教堂。我们开学后，每天早晨都到那里去做体操，听说体育教员还是从瑞典专门请来的。广场南端还有个不小的公园，正好成
国共两党都派了学员
在我们这一批学生到达以后，又来了两批学生。一批来自我国广州，也是乘船经海参崴来的。他们中有后来东北军区炮兵司令朱瑞同志、张如心同志等。这批学员成分比较复杂，国民党员较多，且有不少右派，如后来国民党特务头子之一的康泽，抗战时重庆的宪兵司令张镇，以后是南京伪政权骨干人物的林柏生、陈春圃和他们漂亮的未婚妻等。另一批是从法国、德国、比利时等西欧国家来的。他们中有邓小平、傅钟、徐冰同志，其中还有谷正纲、谷正鼎兄弟二人。潘自力是我们的团小组长，刘仲容是学生会长。曾和我同班的有乌兰夫、张如心、张锡垦，还有张镇，他是黄埔一期学生，因为是湖北人，同我关系不错。后来我曾想做他的统战工作，但没有成功。
学校根据我们每个人的文化程度编成几个班，每班约二十多人。从法、德等国来的同志外语水平较高，编为法语、德语班。从中国去的英语较好的则编成英文班，直接用外语上课。我们同一批来的张闻天、王稼祥、吴亮平、沈泽民等同志学习俄文进步特别快，不到一年时间就一面学习一面当翻译。后来张闻天、王稼祥、沈泽民同志考进了红色教授学院。
学习内容丰富系统
我们学习的课程有马列主义哲学、政治经济学、科学社会主义、联共党史、西方革命运动史、东方革命运动史和俄语。在班上我的文化程度最低，别的同学都有大学程度，至少也是高中生，而我才读完初中一年级，但是我的学习成绩却居于中等。因为有些文化程度高的人对课程不在乎，学习不认真；有的人则是带着敌对的反共情绪在学，例如康泽、谷正纲等人，当然是学不好的。
苏联对学员的生活很照顾
我们在学习期间的生活是很受优待的，1926年5月，学校还把我们送到莫斯科郊区的休养所去。那里环境优美，虽然设备一般，但每天早餐是牛奶、可可、鸡蛋、黄油和面包，伙食很好。上午专门有位教员给我们读报，讲当天的形势，其余时间就是休息、散步、体育活动。那时苏联建国还不到十年，就组织这些活动，使我们觉得社会主义制度真关心每一个人，生活好得很。平时学校对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也是千方百计安排好，曾经专门派人到远东采购海参、香菇等名贵食品，为我们改善伙食。住宿等方面搞得也很好。开始人少，集中住在校内大寝室里，后来学生多了，就分些人到外面好几个地方住。
斯大林到中山大学讲话
我们后来住的地方离克里姆林宫不远，有时在路上还可以碰到正步行上班去的斯大林。他总是穿着一身红军的呢大衣，一个人很随便地走着，不见身边有警卫人员。当然，也可能警卫人员化了装，隐蔽得看不出来。他曾经到我们学校讲过话，所以大家都认得他。他来中大时，也是穿着红军大衣，很朴素，老是抽着那个成为他的特征之一的大烟斗。由于他是格鲁吉亚人，俄语发音不那么地道，所以讲话比较慢，但用词很准确，有一股深沉、坚定的力量。他的讲话经过一层翻译，听得并不是那么清楚，直到以后看到了正式的译文，才有较深的理解。例如他在1927年5月13日那次答复中大学生十个问题的讲话，我是后来才领会了它的意义的。
当时中山大学的校长是拉狄克，波兰人，是国际共运中的有名人物，德文、俄文都很好，常常不拿稿子一讲就是三四个小时，很有学问，他后来也成了托派的重要成员。副校长是米夫，以后是共产国际的东方部长，1927年、l930年两次来过中国。我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是他一手导演的。学校里的党的书记是个工人，长得很结实，叫阿戈尔，波兰人，教育处长叫波古良也夫。
苏共反托派斗争波及中山大学
到中山大学不久，联共(布)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，展开了反托派斗争。报纸上公布了苏共中央同托派的不同纲领，中大的学生也卷入了这场争论。我当时虽然没有很高的政治水平，却有着传统的正统观念，一直很明确地支持斯大林的联共中央路线，但是同学中有些人却支持托派的观点。他们中主要有两种人：一种人特别欣赏托洛茨基的才华和知识分子气度。我校学生都听过托洛茨基的讲演，他能用英、法、德、俄各种语言演讲，他的才气是颇能吸引一部分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的。另一种人是以康泽、张镇等为代表持国民党反动观点的人拥护托派，反对斯大林。学校中支持托派观点的同学，在辩论会上，捧着一大摞列宁著作，一面翻书一面发言，说在什么书多少页上，列宁是怎么说的，引经据典、振振有词地为托派辩护，很有煽动性。
从我们来到莫斯科不久，直到1927年11月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两人开除出党，这一期间的中山大学也处于很紧张的气氛中，同学们都被不同程度地卷入了斗争。有的同学，如我们同船去苏联的陆渊等人，竟成了学校中托派的头头；还有人因此受到开除党籍、团籍，流放和遣送回国等处分。不过，这场斗争对我个人影响不大，我的主要精力仍然用在学习上。当然我也不是完全不闻不问，还是有着自己的观点和倾向的。我同某些有托派观点的人，虽然在思想上格格不入，但是还有个人交往，有的还比较亲近。例如我的小学同学濮世铎，在小学时我们就很要好，我有时就住在他家，他也住过我家。一同到中山大学以后，我们每月发十个卢布零用钱，我那时很节约，也没有什么嗜好，钱总是有存余的，看到濮世铎抽烟钱不够用，我就把节余的钱给他。他后来受到托派观点的影响，我们之间在政治观点上有分歧了，但还是保持着个人的交往。他在1927年回国后同我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，投到国民党方面去了，解放前后，他参加了民革，住在北大他儿子那里。
有一回讲西方革命史，学校请来了一位80岁的巴黎公社老社员，给我们讲巴黎公社的经验。给他当翻译的是叶青，那时叫任卓宣，他也是从法国来的。听说他回国以后曾经担任过负责工作，被国民党抓去未死成，以后却成了中国托派的一个重要成员。
1927年大革命失败在中大的强烈反响
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，李立三曾到莫斯科，在中山大学作过报告，向我们讲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，还讲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路线。谭平山也在大革命失败后到过苏联，在我们学校图书馆里作过报告，讲到他一度负责的国内的农民运动时，也做了自我批评。第一次国共合作时，他当过国民党中央的秘书长兼组织部长，l927年马日事变后，陈独秀下令停止农民队伍进攻长沙，就是通过他去执行的。他讲话时有口头语，每一句话中都要带一个“这个”，从头到尾说了无数的“这个”，给大家留下了谈笑的资料。
1927年蒋介石叛变，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，中国一片白色恐怖，大革命失败。这些消息很快传到学校里，同志们对此也展开了议论和争论。当时苏联报纸上也登了有关中山舰事件、农民运动的消息和批评陈独秀机会主义的文章。
学生内部也存在着复杂的斗争：一种是对少数国民党分子的斗争；一种是对共产党员内部动摇派的斗争。大家都思想活跃，态度明朗。持国民党观点的人到处宣传他们的旧三民主义，有的党员受他们的影响，转向了国民党方面。在我的印象里，原来是国民党观点转到我们这边来的好像不多。
王明、博古先后到了中山大学
在我们以后，王明、博古等也先后到了中山大学。王明他们看不起国内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，拉帮结派，控制了学校党组织“共产党支部局”，形成了一个教条主义小宗派。他们最活跃的时候是l929年，那时我已经离开了中山大学，到军事学校去了。
在那一段时间，同学中还议论着有什么“江浙同乡会”，因事不关己，我也从来没有注意过。对托派问题，我虽然因为水平不高，没有在讨论会上作过有系统的发言，但平时与同学们交换意见，我拥护联共(布)中央和斯大林，反对托派的态度一直是明朗的。当时中大不少学生支持了托派，后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被送到西伯利亚等边远地区劳改，一部分人被遣送回国，以后也陆续受到审查和处理。我回国到苏区以后，一直没有碰到一个真正的托派，但是我却见到不少同志因此被审查。
1927年9月，我们在中山大学的学习告一段落。
（摘自《伍修权回忆录》，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7月版，定价：38.00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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